一到周末，尤其是暑假来临，清华校内似乎洗了肠子一般，原本自己骑着自行车行色匆匆的学生少了，更多的是赤橙黄绿的夏令营少年和旅游团人士。在不少区域，清华比以往更拥挤了。
以二校门到大礼堂为中轴的周围一带是游客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大草坪和清华学堂一带，即使烈日炎炎之下，人们也是趋之若骛。匆匆路过，不时可以听到导游甚至校内的黑导们在向瞪着一双双茫然的大眼睛的游客和孩子们介绍：
“这是日晷，清华的标志之一，上面刻有‘行胜于言’四字，是清华的校训......”
去工字厅的路上，挤过了大草坪前的一段，一抬眼，左边不远处的王国维纪念碑边上却是门前冷落，少人问津，沧桑的石碑寂寞的肃立在松柏下。
王国维纪念碑上的碑文是与王国维同为当时的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撰写的，其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 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 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 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 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心神交会的价值枢纽，也实际上甚至比“行胜于言”更有资格成为清华学子和清华精神的理想写照。如果以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人生成功路线图作为一种参照，“形胜于言”是“齐”“治”“平”层面的，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修”（身）层面的，更为基本。更通俗的说，“形胜于言”属于成功的教战手册，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属于修身的“心经”。
从大草坪的熙熙攘攘和王国维纪念碑的“门可罗雀”，大致也折射出当今社会的某种价值取向。
今日又恰好看到一篇《南方周末》采访贺卫方的文章：《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其中有一段，探讨1977年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心理历程，一针见血：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依附”，非常到位的总结，其最具学术色彩的表征之一，就是“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即使浸淫其中，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一旦被点破，是否仍然是如此的发人深思甚至汗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