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人大新闻学院参加首届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人大新闻学院一批年轻的学者刘海龙、陈阳等组织发起的，邀集了全国新闻传播方面近10所高校的约30名青年学者。我们学院赵曙光和我也应邀参加，不过我估计我年龄是当中最大的，基本属于年龄分布中正2.5%的拒绝域内。不过由于对“青年”概念并无操作性界定，使得年届40的我仍得以混迹其中。参会的老师大多是70后教师，博士毕业，其中不少和人大新闻学院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会议开始前，人大新闻学院的正副院长赵启正、高钢教授，以及人大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基地主任郑保卫教授都致辞欢迎。

“青年传播学者”是一个策略性的定位和界定，显示出一贯对承办各种会议不感兴趣的人大新闻学院的创意和强烈的使命感，令人鼓舞和敬佩，这其中离不开年轻教师的热情和资深教授们的支持。在如今各种新闻、传播协会名目众多却山头林立令人昏头昏脑的情况下，着眼于交流、聚集、互动本身而不是追求一种名义上的“合法性”组织，似乎是更加务实的做法。另外一方面，“青年传播学者”就像“新媒体”这个概念一样，也不是一个伪概念。的确，从传播研究的风格、视野、价值追求等方面看，以70后一代为主的新一代传播学者已经从整体上开始崛起，并显示出和先辈传播学者（会议戏称为“大佬”们）不同的研究路向和志向，尽管前者大多数是在后者群体的指导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则开始反思超越前辈、和世界接轨的问题。因此，非常合乎逻辑也令人感动的，是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刘海龙博士首先向大家展示了30年前我国第一批传播学者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的合影，回顾了传播学在中国走过的不平坦30年历程——作为“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开场之际向前辈传播学者的致敬。

很高兴的是借此机会和一批新老朋友得以见面交流。在网络时代，信息的通达自没有问题，但见面交流仍需要诸如会议这样的契机。这正成为很多会议得以延续传统的举办方式的一个基本理由。

我昨天上午发言的题目是“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途径、困境和前景”，特别探讨了海归传播学者被本土学风“二次同化”的问题。今天上午还有半天会议，我将主持第一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