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经历了一整天的硕士论文答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半，参加答辩的传播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依次走上学院媒介演示厅的讲台，汇报过去一年里他们对所选题目所进行的研究情况，接受五位评委教师的“审问”。

大部分同学的论文都写得不错，所以觉得整体而言，今年的论文质量好于去年；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论文较薄弱。尤其是有个别几篇论文，部分评阅老师觉得实在“有点不像样”，不加“把关”放过去，实在有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学生学术研究表现的最低期待。但是由于评审结果涉及学生的工作和生活诸多方面，因此老师们也非常犹豫和为难，不仅费神，甚至“痛苦”，一整天本来轻松、欣喜的心情，到最后变得非常的凝重甚至有一点沮丧。

昨天答辩的所有论文，大部分我都作了阅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论文，主要是新媒体相关的研究选题，都作了非常仔细的评阅。我深深感到不同论文的水平差距、反映出来的投入、工作量、心力、认真程度的差距，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可以说，在老师的评阅中，一篇论文的选题质量、研究的深度、研究发现的价值都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对学生在论文工作上的投入和认真，或者简单说，从论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工作量”，也是同等看重的。由于基础、悟性、际遇的不同，不同的论文水平可以有高低，这方面有时非学生主观可以左右和改变；但是否认真、是否投入，则是学生可以自己把握的部分。恰恰是这部分，构成了教师对学生提交的研究论文的“基本盘”评价。这次学院的本、硕论文考评，成绩不如人意的，除了个别学生因为生活上遭遇某些突变影响正常的学习研究外，其他无一是因为学生的能力、智力和水平问题，而是态度、认真、投入方面的问题。换言之，是在自己可以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没有去把握，导致最后自己的“论文命运”陷入被动。

道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但“悲剧”却仍在经常上演。当我们心存侥幸时，便是从根本上交出对自己命运把握的主动权之时。生活中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搏一搏”，前提是即使不成，也不至于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种情形，便是自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可选时。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从诸多选项中进行选择，而我们却常常会把最基本、最本位的选项，在优先级上设置得很靠后。怎么会这样呢？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事情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是当下那一刻最紧迫的，但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往往重大，难以一蹴而就，不是朝夕之功所能成就的，它的紧迫性，在时间上是分布在一个时间段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但如果因为暂时的“非紧迫”性而持续的降低对其的优先考虑，累积下来的“紧迫性赤字”，最终可能超出我们在幡然醒悟的那一刻所能承受和偿还的程度。例如，一篇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做得像样的论文，当在离论文提交截至日期只有几个礼拜的时候才开始发力，即使学生本人冰雪聪明，也常常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为时已晚。我本人写东西也常常有卡着截至日期才动笔的坏习惯。但话说回来，那是指我提笔写成稿的时间；此前我一般会以各种形式进行相应的准备，会根据经验和直觉不断的评估剩下的时间，评估自己最后“冲刺”是否来得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习惯是要不得的，因为风险很大，给自己留下的余地很小，所以有时搞得家人们也心惊肉跳，给自己的一个直接恶果，便是好几部早就答应出版社的书稿，迟迟未能拿出来，一次次在编辑的催稿中堆积着压力和愧疚，销蚀着自己的信誉。一次次的教训，使得我对风险的敬畏感也一点点的加深。

人生很多事情，即使你的生活环境、社会资本再好再丰富，当事情发生时，其他人常常很少真正能帮得上忙的，最终还须由自己承担面对。年轻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时间和不可估量的未来，我们可以对风险表现出豪情万丈式的蔑视。但关键是人生很多事情，彼此的关联犹如一副骨牌，某一个关卡的不同出口，也许就决定了此后整个路线图的随之改变。这样的故事，生活中、武侠小说中，喜剧和悲剧中，都在日日上演。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他指的大概就是我们命运中，有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某一部分吧。